我还是那个观点，从我们个人的角度，觉得共同富裕最需要的是四件事情，

一是基础设施的全国均衡分布，

基础设施和我们个人的生活水平可以说息息相关，

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国现在网络上主播很多，我在闲暇时间也不时刷着看，

这些主播不少是来自于偏远地区和农村，有的是在自家的农家小院屋子里每天直播，有的是在自家的农地和果园里面直播，

还有的是旅游主播，在西部地区的景点和公路上边徒步边直播，而即使是在这些地方，直播的时候网络仍然是流畅的，这就给主播们带来了很好的收益，因为直播的时候网友的打赏和下单买货都很多，一旦卡顿损失会非常大。

在基础设施均衡分布这点上，我国目前是做的非常好的，在2021年的今天，中国的偏远地区也有自来水，网络，电力和公路，高铁和高速公路已经形成了全国网络，而且在不断铺开，即使是小城市的基础设施也是不错的，并没有感觉有很大差异，同时全国每年基建规模很大，有些地方还有短板的，例如有的城市还没有高铁，也能够看到未来会不断补齐。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各地之间旅行的时间还非常长，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铁，火车的时速最快就100多公里，高速公路也不普及，事实上我国1988年才在上海开通运营了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全长才20.5公里，其中主线15.9公里。

时任沪嘉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助理、副总工程师的张奎鸿在讲述中国大陆首条高速公路的诞生经历时说，

“当时，（上海）市区到嘉定卫星城不过20多公里，可是乘车需要2个多小时，其中在杨家桥铁路道口，常常一等就是几十分钟。”，

市民餐桌上的鸡鸭鱼肉，在当时都是需要通过这条道路运输，“如果按照那时的通行标准来看，上海人喜欢的‘上海青’是来不及在中午的时候出现在老百姓餐桌上的”。

而在今天，县县通高速已经全国各省份的标配了，下图是《中国公路》编辑部进行的统计，到2020年12月31日，中国大陆已经有16个省市实现了“县县通高速”，数量已经过半。

这16个省市是：

4个直辖市中的3个：天津、北京、上海。

东部地区7个省：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辽宁、海南，

中部地区3个省：湖南、湖北、江西；

西部地区3个省：贵州、宁夏、陕西。

而根据《中国公路》的统计，到2022年底安徽、山西、河北、河南、重庆5省市也会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目标。

再说高铁，随着银西高铁在2020年12月开通运营，西藏拉萨成为全国各省市中唯一一个没有通高铁的省会了。

可以说，在基础上设施这个部分，高铁，高速公路，5G通信网络和机场是我国几乎所有大中小城市的标配了，而且即使在小城市现在也很少停电，网速也不错，可以说居民的感受这方面差异性不大。因此在基础设施这一块，全国均衡分布是做的非常好的，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二是先进的中高端产业的全国均衡分布，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现实又是目前分布是不平衡的，

我们平时说的高薪企业，

不外乎就是腾讯，阿里，字节，京东，快手等一众互联网企业；

以及华为，小米，OPPO ,VIVO，大疆，海康等电子品牌企业，

还有这几年新崛起的芯片设计产业，以及正在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等，而这些产业高度集中在一线城市和几个强二线城市（南京，杭州，成都，合肥，武汉，苏州等）。

我们需要积极支持和鼓励国内大企业，先进行业企业在欠发达省份投资，实现全国产业分布均衡化，而不是中高端机会都集中在一线城市和几个强二线城市。

其实我国气候宜人，适合居住的地方多了去了，很多人也是愿意在家乡工作的，但是因为缺乏先进的产业，所以不得不进入大城市加入强竞争模式，目前国内的先进产业，本科学历以上工作几年月入过万已经很正常了，这个薪资在低线城市其实可以过的相对轻松愉快的多。

先进产业的再分布可以立即带来工作机会，极大的提高和改善员工的生活水平和条件，可以让国民即使在家乡，即使在中小城市，也能够参与到全球经济前沿工作中去。

我一直觉得我国应该再搞一次“三线建设”，可以叫“新三线建设”，当年的三线建设本质上就是为了改变全国工业分布不平衡的局面，只不过动因是因为来自苏联的外部军事压力，但是今天我们搞这件事是为了共同富裕，

先进产业在哪里，人的机会就在哪里，共同富裕也就在哪里。

我一直觉得，当年三线建设的最大成果就是两个，

一方面是保证了当时中国的战略安全，增强了抵御外来军事入侵的能力，

另一方面是为今天中国以成都，重庆和西安，尤其是成渝板块的经济崛起打下了基础。

我们一直都说中国是三大经济圈（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但是成渝为核心的西部板块崛起，成为第四大经济圈。

2020年全国经济十强城市里面，重庆全国第五，成都全国第七，这其实大大增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安全性，也为西部人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就业去处，为共同富裕立下了大功。

下图是我2019年4月从一期《经济半小时》里面截的图，

四川省2010年向外输出人口为1226.6万人，到2017年下降为1174.6万人，最大原因就是成都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光是2017年从四川省内流入到成都市的常住人口就达到了46.6万人。

这是当时《经济半小时》采访的一位从南京回流到成都的工业自动化领域公司工作经验的技术管理层，拿到了年薪10万元的工作，虽然说薪酬降低了，但是回到本省工作对很多人来说是可以提升幸福感。

当年的三线建设，从单个企业的运营业绩来说，很多是下降的，

因为搬迁工厂和人员，以及新建工厂就等于是新的投资，很多投资还很大，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收回，而且在搬迁中间还会流失一部分人才，同时搬迁目的地往往没有完善的产业链，零部件还得从其他地方运过去，导致生产成本上升。

但是对于国家整体而言，从长期的角度看却是收益巨大的，因为这促使内地省份形成了产业链聚集，同时在内地省份培养了一批人才，形成了一批有消费力的消费群体，扩大了全国的市场规模。

因此今天应该有相关政策激励和奖励主动的投资产业发展落后地区的企业。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如果在家乡附近或者老家的省会也有了很好的工作机会，那么放弃在房价已经高达5-10万人民币每平的一线城市搞地狱竞争就成为可能的选择，能极大的提升个人幸福感。

我不时能收到一些粉丝私信，问我某某城市未来有没有发展？其实判断这件事情很简单，一个看人口，一个看产业，

查询统计公报里面的人口数据，如果最近几年这个城市的人口都是流失的，是减少的，说明当前的发展情况就不能说好；

另一个就是查询这个城市正在开工建设的新产业项目，因为一个新的工厂从开工到建成，以及稳定的量产至少也得几年的时间，也就是说通过新开工项目，是能够判断未来几年的发展情况的。

看看这些新开工的产业项目里面，有没有中高端产业，有没有新兴的高科技产业，至于什么是中高端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这个我在之前的文章里面已经反复提过了，就制造业来说，就是半导体产业链，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航空航天产业链，医疗器械和制药产业链，

或者说最简单的，看看新开工的项目里面有没有能够提供高薪岗位的企业，因为中高端产业或者说高科技产业，一定能提供大量的高薪岗位，而高薪岗位的增多，意味着当地中产和富裕阶层的扩大，则必定能够带动当地的大发展。

今天网络上经常会有是否要逃离一线城市的讨论，最大的问题就是觉得一线城市房价高，感觉拿个八九千，一万多的月薪待下去都看不到买房的希望，或者说月薪还不错，一个月能有个两三万，但是房贷又占了很大一部分，导致每个月也过的紧巴巴，因此总想着离开过上轻松一点的生活，

但是如果回到老家收入水平又会下降，找不到同类型的工作，同时还会有人说，你现在放弃了奋斗，以后的你的孩子还得重新走一遍你现在的路，还得到一线城市打拼。

如果能做到先进产业和中高端岗位的全国均衡分布，则其实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一线城市只是打拼的选择之一了，并不是必须的选择，也就不存在以后孩子也得必须到一线城市这种问题。

三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均衡分布，

投钱支持欠发达的省份，尤其是欠发达的人口大省多建几所一流高校，注意是高水平学校，一个省再建个两三所甚至三四所，其实这个投资是非常划算的，不仅可以减少高考的竞争激烈程度，给予本省考生更多的入学机会，而且也是扩大高学历人士的就业岗位。

现在不是博士就业困难，竞争激烈么，其实一所高校就能提供好几千个教职岗位了，同时这些高学历人士从事基础研究和技术研究工作，又能够给本省的企业带来很多技术转化来源，国内发达省份以及发展的比较好的省份，基本上都是高校智力资源密集的省份。

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位于内陆的四川，重庆和陕西都是很大的受益者，这三个省在工业和高校建设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支持，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成都市，重庆市还是西安市，在经济发展方面都具备很大的动能，而且由于高校密集，不仅当地企业的人才获取不是问题，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对于该省的考生来说，也极大的缓解了录取竞争焦虑。

就以四川省和河南省对比，四川省双一流高校有8所，而河南省只有2所，如果一个河南籍的博士，即使想回河南的高校任职，岗位也是有限的。

我们在科技水平方面已经在逐渐逼近美国，这更要求我们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多在内地欠发达省份建几所一流大学，不仅是能缓解高考的竞争压力，缓解硕博高学历人才的就业压力，充分利用了我国的优秀智力资源，同时也是增强了基础科学研究的力量，搞不好能出现一些基础层面的科技突破。

四是房价和居住环境，实现房产税和土地供应差异化

房产税最近几年很多人关注，未来预计也会出台，

因为房产税是资产税，对劳动者的劳动收益并不征收，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但是对房价而言，我认为房产税只是起到调节的作用，本质上还是调控手段中的一种，房产税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新鲜事物，在国外早已征收多年，在国内重庆和上海也从2011年开始就在试点了。

前几天在网上流传的上海开征房产税，附上了一张网友发的房产税的缴费单作为证据，实际上税务局对此进行了澄清，实际上上海早在2011年就一直在征收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上海征收房产税都10年了，老百姓却没有怎么感受到呢？原因很简单，我们看下上海房产税的征收条件和费率就知道了，

1、上海市居民家庭在上海市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包括新购的二手存量住房和新建商品住房);

2、非上海市居民家庭在上海市新购的住房

同时还设计了免征点，人均60平米以下的免征房产税，

同时上海市居民家庭因房屋征收或拆迁而购买或取得的住房也免征房产税，只有超过补偿标准的部分才会计算房产税征收面积。

同时房产税的税率是按照应税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70%计算缴纳，这就又打了个折，

上海的房产税适用税率0.6%，但对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当地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2倍(含2倍)的，税率暂减为0.4%，这个规定基本上意思就是只有豪宅才按照0.6%征收，普通住房都是0.4%

举例说明，

上海老王一家三口因为拆迁得到了3套房子，只要在补偿标准以内，那是不征收房产税的；

再举个例子，上海老张一家三口不是拆迁户，家里有100平方米的存量房，现新买了100平方米的新房，单价80000元/平，

则新购住房应征税面积：100+100-180=20平; 应缴房产税额：20*80000*70%*0.4%=4480元，从金额上看并不多。

事实证明影响房价的根本核心还是供求关系，这跟其他产品并没有什么不同，加大土地供应，是降低房价的最有效办法。

加大土地供应有两个手段，

一是产业在全国均衡布局，对于买房人来说，以前因为产业集中在一线城市，买房只能在一线城市买，但是现在先进产业在二线乃至三线城市也有了，甚至在自己的家乡也有工作机会了，那买房的选择范围就扩大了，不再局限于一线城市了，完全可以在低线城市就业和买房了，那对于买房人来说，也是相当于扩大了土地供给。

全国产业发展均衡了，一线城市人口流入的压力也就大大减轻了，房价压力也就大大减小了。

另一个就是从一线城市到低线城市，土地供应差异化，

现在全国总人口将会减少已经是板上钉钉，而且不可能回到2.1以上的生育率了，

现在农村和小城市已经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注意是已经，接下来几年三四线城市人口也将逐渐减少，而且从数据来看，这个速度会很快。

如果从省份的维度来看，全国也已经有一些省份人口在不断减少了，今年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2010年全国已经有6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减少了，分别是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

这还是从10年的维度看的，实际上如果单看最近一两年，人口减少的省份只会更多。

那就没有必要连县城也建一堆高楼，没有必要全国都继续搞严格限制土地供应，

应该搞点北美式低密度社区，深圳旁边的惠州就是著名的房价洼地，搞一堆几十层高楼，每次去惠州看到那密密麻麻的高楼没多少人住，说实话我一看也没有购买的欲望，

为啥不搞点低密度的社区呢，把惠州定位为海滨宜居城市，为啥国内喜欢朝北美，澳洲移民，低密度大房子确实有很大的需求。

想象一下，在惠州的比亚迪，埃克森美孚，伯恩光学等企业工作，下班回家住美式低密度社区house，又是个宜居的海滨城市，难道不比现在住密密麻麻的高楼更有吸引力？

难道不是在一线城市之外，为广大国民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我觉得在国内各城市实现居住方式多样化，对全国均衡发展是有好处的，

既有北美，澳洲式的低密度社区生活方式，也有日本式的一户建社区，也有新加坡式的公寓房，欧洲式的多层历史建筑，以及国内的高楼社区，还有大平层，多样化的方式让国民可以选择，还可以刺激消费。

允许在地广人稀，人口减少的中小城市搞低密度社区，有助于吸引大城市年轻人回流，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习惯在高楼里蜗居。而不是不管大城市还是县城，小镇，都统一的住在高楼里面，这是不合理的，这会让本来产业机会就不多的中小城市进一步丧失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我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讲，以上的四个问题解决了，其实共同富裕就可以说实现了，当然这里面我没有提医疗，因为我觉得只要一个地方产业发展了，经济发展了，有钱了，医疗实力就一定会越来越强。核心还是基础设施，先进产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以及土地和住房供应的差异化。

这也是现在为什么我最为关注的是两点，

一是国内先进产业的进展，二是国内先进产业的分布，随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渐降低，后者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以上是我对共同富裕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