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曼哈顿模式”（Manhattan Model）是一种有着完善交通规划与交通工具选择的城市，有此条件的城市才会有高密度大楼。这其实也是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规划理念的核心。曼哈顿模式不只是盖高楼。中国如果要发展有高密度大楼的城市，首先必须完善交通的规划，让大众交通，例如公交，轻轨，地铁完善，而不是像目前不少中国的城市，非要开车才方便进出, 就算有轻轨通过，那些车站的位置，离开住宅小区很远，非常不方便使用。

　　另外，曼哈顿模式与明智成长（Smart Growth）规划理论是不矛盾的。在美国提出的“明智成长”（Smart Growth），它有6个非常量化的指标：

　　1)可步行，有综合使用的小区。

　　2)有着行人尺度的开发与空间。

　　3)有当地文化历史特色的场所。

　　4)有着多元性、不同层次的居民，新老合居，并能发展长期的友谊。

　　5)有着方便的交通选择。居民可以有交通的选择，要开车，乘坐火车，或是出租车，或是步行，或是骑自行车。

　　6)鼓励老百姓参与规划。

　　我个人建议一个良好城市计划应具备的条件：

　　1)有适合不同人群的住宅；

　　2)有完整的不同功能的使用空间；

　　3)有能够步行的街道系统；

　　4)有良好的、成系统的开放空间；

　　5)有满足需要的市政配套设施和商业网点；

　　6)有良好的交通导向系统和供人使用的绿地系统。

　　通过多年的规划实践，我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做规划应把握的原则，简称 “四因二应”，即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山而起，因水而洄，回应历史，呼应未来。

　　文章里对曼哈顿的人口密度数据有笔误。曼哈顿岛有59.4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53.7万。人口密度是26,000/km2（一平方公里2.6万人）。每天由附近来曼哈顿工作的通勤人口300多万人次。这么多的流动人口，靠的就是地铁，快速公交，轻轨，通勤火车等解决疏散。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纽约市区有760万人口，75个民族，125个语言。曼哈顿第五大道是全世界最贵的商业房地产。香港铜锣湾第二，日本银座第三。纽约市的亚裔人口7%，其中华人占3％，也就是100个纽约人中间就有3个华人。全美国华裔人口则占总人口的1％。

　　曼哈顿岛是在1524年被欧洲人发现。曼哈顿的意思是“一个有着许多山的岛”。1614年荷兰人将名字改成“New Amsterdam”（新阿姆斯丹）,1664年英国人占领了这个城市，改名为“New York”（纽约）。

　　所以在规划的密度上，曼哈顿面积一平方公里2.6万人，而一般中国城市的规划密度基本是以一平方公里1万人。

　　所谓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y），正确地说应该是 Garden City Movement (花园城市化运动)是英国霍尔德爵士（Sir Ebenezer Howard）在1898年提出的一种规划理念，有不少中国国内规划界对此专译为“田园城市”。此概念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城市四周被农地围绕以自给自足，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保证每户居民都能极为方便地接近乡村自然。

　　当时由于工业革命后西方城市出现的拥挤、污染、疫病流行等问题使“田园城市”理论应运而生，但这一学说在实践中并不顺畅，欧洲各地的试验多是袭“田园城市”之名，行“城郊居住区”之实。但它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起到了启蒙作用，后来的有机疏散论、卫星城镇理论均承其衣钵，并对中国的城市形态产生巨大影响。

　　“田园城市”理论在上世纪50年代进入中国时，与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动员相合，即“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严重差别”。而在那时，这一理论正在西方引发激烈论争。当时，美国西部的一批高度“田园化”的新兴城市，如洛杉矶、菲尼克斯、图森等，已完全失去了城市的密度，“大马路+独幢住宅+花园”的扩张模式，使整个城市如同郊区，以致没有一个明确的市中心概念，中小商业纷纷败落，小汽车成为城市主宰。这样的城市因其在土地及能源上的高耗费而招致社会各界炮轰，主张城市紧凑发展的呼吁日益强烈。（注：以上花园城市的中文说明采用中国建筑网上的报导）

　　另外，我从1988年开始在纽约日报（New York Newsday）上用英文写规划与建筑专栏，1990年在纽约开始培训来访的中国官员。而我从1993年开始在中国至少做过100多场的官员培训，包括我出任顾问的城市，市长培训中心，党校，国务院外专局，以及国务院几个机关。为了扩大学习范围，城市领导通常都会要求“科级”以上的干部参加，平均参加的人数200-300人。典型的例子是今年初在江西南昌新建县的演讲，当天晚上，由该县的胡敏县长主持，可容纳300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而在浙江台州的演讲是我做的最大的一场报告，该市陈阿东市长做主持，主会场800人，两个分会场，一个500人，一个300人。第二大是在江西赣州，千人的室内报告厅，坐满了四大领导班子和赣州各地区科级以上干部。如此推算，已经听过我报告的官员在2－3万多人左右。

　　姜先生采访我那天，我早上刚在南昌市青云谱区政府做规划培训，由区委朱书记主持，区政府让四大领导班子和副县级以上的干部参加，约60人。

　　其实我之所以能吸引官员们对我演讲产生兴趣，主要是我的背景，与我是注册建筑师并且从事规划专业，做过教书匠，以及法律制定者（Policy Maker）有关。另外，由于我熟悉中文，不需要翻译可以直接看政府的文件，不需要翻译可以直接了解领导的意图，加上不少朋友们提供我有关的咨询，增加我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使得我知道如何用恰当的案例分析与语言，使听课的官员们产生兴趣，产生共鸣。我喜欢用启发的手法，让听过课的官员们在明天的工作中就可以用得上一些规划手法。如此，我才能执行朱总理对我的期待。

　　我第一本书是在2005年由新华出版社发行的《十年规划中国情》，其中80％的文章是我用中文写的，20％是我用英文写的，并加上中文翻译。这本书主要的目的是为官员们写的，让他们知道规划的大道理可以用小故事来说，使得他们明白西方规划理论。第二本书《寻找中国城市魂》则是95％用中文写的，由中国城市出版社在2007年8月发行。这本书主要是给一般非城市专业人员看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觉得规划其实不难懂，我的目的是希望老百姓能对规划产生兴趣，参与规划政策的制定，日后监督规划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