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城市走出早期的大拆大建，走向城市更新。比如，上海就提出，要以城市更新的全新理念推进旧区改造工作，进一步处理好留、改、拆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历史建筑保留保护与改善旧区居民居住条件的关系。在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徐锦江研究员看来，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城市更新有一个基本出发点，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下是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水花雅集”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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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城市更新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城市更新究竟是为了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进博会期间考察杨浦滨江时曾精辟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事实上，这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观。在我看来，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或者概括为我们所热道的城市更新，这是一个基本出发点。今天的演讲，我就围绕“人民性原则、文化灵魂和城市更新实践”这一主题和大家分享个人的一些观察和思考，主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角度展开。

不要害怕有保护“洁癖”的市民的监督

谁的城市，这比如何寻求城市的多样性更直接地提出了一个本体论的问题。谁有权决定谁应该居住城市，谁应该离开城市；谁有权定义城市的形象，规定什么应该被看见，什么不应该被看见；在城市更新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规划设计师还是政府部门、企业、机构、商家、居民或游客，我们从总书记的话里得到了明确答案：一切要以人民为中心。

应该说，近年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观在上海城市建设中已有了不同程度的贯彻体现。比如主政者再三呼吁：不能让堂堂国际化大都市还有市民拎着马桶奔小康。也不止一次地听到许多地区领导和街道干部感慨万千地说：上海发展了这么多年，外表这么繁荣，但每逢看到还有耄耋老人住在老旧里弄破败逼仄的斗室里，心里都非常难受和内疚。从中我们感受到了一批心中有人民的好干部的情愫。同样地，我们的市民也在用主人翁态度精心呵护着自己的城市，无论是文保专家还是一介草民，都自发地关注着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他们的“火眼金睛”，避免了许多历史风貌建筑被误拆，避免了许多改造项目误入歧途。比如，有两位普通市民跟踪一年，耐心拍摄下静安区72/73地块拆迁过程的摄影集，几百张照片真实记录下从酝酿动迁到最后搬家的整个过程。再比如，我认识的一位小伙子业余坚持几十年作田野调查，记录下上海郊野消失和未消失的各种桥梁，拍摄了几万张照片。我为有这样的市民感动。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要害怕有保护“洁癖”的市民的监督，事实上，这正是上海市民文明素质的体现。

真正做到该保护的保护到位，而不是为保护而保护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城市更新是历史的，也是具体的。

首先，需要充分了解城市的成长史。不知史，则难以鉴今。要为人民办好事，就需要治理者充分了解所在城市的发展史，如此，才能在历史中科学地把握未来。比如，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黄浦区作为繁华的市中心、高大上的CBD区，还会有那么多拎马桶的老旧小区。其实稍稍了解一下上海的城区发展史，就不难找到答案。传统上海城市主要是南市老城厢，现代上海的发展则以黄浦江为起点，南北延展生产线，东西绵延生活线，而东西线最先开发的地区正是现在包括当初南市在内的黄浦区所在地。上海的里弄住宅起源于1853年。小刀会起义冲破了原来租界“华洋不得杂居”的规定，租界人口陡增。1869年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工商贸易日益兴隆，城区人口逐年递增，为防止稠密的木板房引起火灾，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里弄住宅代之而起，即老式石库门住宅。这种建筑的布局，配合城市道路辟建，按街坊为单位，采取毗连行列式，形成了上海特色的里弄住宅。但这些坐落在现在上海中心城区的里弄住宅因为属于早期建筑，都没有煤卫设备，里弄住宅开始安装卫生设备是从1920年开始的，其主要建筑形态是从新式石库门住宅中演变出的新式里弄住宅。这类住宅随着租界的扩张和越界筑路，由市区东部向西发展，直至中山公园和襄阳路一带，以现静安、徐汇、长宁一带最为集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心目中高大上的黄浦区反而暗藏着没有煤卫的旧里的历史原因。这些二级以下的旧里被包裹在火柴盒中间，平时不为人注意，成为繁华背后的沧桑，只有站在高处，才会被清晰发现。了解了这段历史，就可以有的放矢，制定更好的城市更新规划。

其次，在社会实践中人民是具体的。以人民为中心，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在现实生活中，人民是具体的，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人的诉求都体现了不同的利益。原住民、新移民，租客、商户，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我们对不同群体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比如：在一些街区，住户可能一部分仍是年纪较大的原住民或二代原住民，一部分是爱好上海里弄市井生活的文艺青年和外国租客，一部分是因为性价比高而合租简租的打工群体。上述群体，其需求都是不一样的，都要有量化统计和分析。还比如，对于老建筑，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现状，存在一个“围城”效应，即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关键还在于居住的舒适度）。再比如，力主保护者从前瞻研究角度已开始关注工人新村等其他建筑形态的保护，力主发展者则出于现实考虑认为没有必要动辄保护，妨碍城市发展和改善群众生活。追求现代化高质量居住环境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部分，无可厚非；而从长远观点看，保护好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最终也是为了城市更好发展，也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如何把握好这些矛盾间的辩证关系？领会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时、度、效概念，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城市更新中，需要真正做到该保护的保护到位，而不是为保护而保护，留下一幢没有凭依，与改造后的周围环境并不协调的类似失独老人的建筑。当然，现实情况千变万化。这就要求我们用“绣花”功夫点面结合，去做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在真正透彻掌握好社情民意的基础上，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制定一个科学合理、凝聚共识的规划，从“大写意”变成“工笔画”乃至“施工图”，狠抓落实，善作善成。

第三，要秉持文化是城市灵魂的思路。从文化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细腻地了解人民的复杂需求，而不是简单地感情用事，否则也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情况。比如，一方面我们要改善老人困顿的蜗居条件，一方面也要了解老人安土重迁的心理。为什么一些老人在动迁时会抱着一块门牌泪流满面？因为这里有他们大半辈子生活的甜酸苦辣，有几乎一生的记忆。《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曾说过：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随着城市大建设大拆迁，人们急遽失去的童年居住地和大半辈子生活过的地方，就是他们的 “原乡”，同样会产生 “乡愁”，这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密码。今天，世界急剧变化，技术的飞驰，信息的泛滥，物质的异化，社会的浮躁，“脱实向虚”所带来的焦虑感，使人们无所凭依。身处社会转型期和互联网时代的人们，更渴望抓住些什么来留住自己的根，寻找“吾心安处”。 而马路、弄堂、里居，正是这样一些自我认证的物化符号和所指，使现代城市人有所附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为此，在城市更新中，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

城市多样性体现的正是有序复杂性

城市更新不只是停留在理念上，关键还在如何落实，这就涉及到方法论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探索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商治理机制。

城市更新与探索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结合，上海理应作为全国的排头兵先行者，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和示范。应该说，上海在这方面的正面创新经验有很多。如长宁区江苏路街道利用区域横向党建组织，发动社区志愿者、发展原住民当讲解员参与城市更新。徐汇区环复—南昌路跨界自治会在同济大学专业教师的指导下，经过外调内研，对标东京等世界城市，制定《店招导则》。这些经验都值得很好总结。在一些地区和街道，除了大规模动迁，还通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类管理，尝试探索原地留改（如春阳里和承兴里）、拆落地、抽户、改造里弄公共空间并逐渐延伸到内部公共部位等方式，用一里一策、一弄一策的精细化方式进行“微更新”，都体现出来自基层的强大首创精神和实践智慧。

在这里，特别想强调一点，要用好互联网上的力量。网上有许多热心城市更新的自媒体公号和微信群，他们关注历史建筑和小店问题，犀利的分析和调查起着“啄木鸟”作用。如何把这些社会力量汇聚在一起，在城市更新中发挥出正能量，值得研究。

二是要正确处理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城市文化研究者沙朗·佐京在《阁楼生活》一书中曾说，利用艺术家的工作室或阁楼来刺激房地产市场，提升房地产价格，是鼓励艺术事业产生的意外后果。田子坊就是一例。艺术家开路，逐渐商业化，艺术和商业结合，成为一个激发文化动力和创新活力的高密度空间、文旅结合的城市地标。

在现实中，一些人存在不能很好理解文化和经济依存关系的认识缺陷和实践短板，认为保护了文化，就没法发展经济，殊不知，在知识经济、体验经济和互联网时代，文化即经济，开一家书店可能直接不盈利，但它对一个商场、一条街道、一片区域，乃至于增加我们所在城市的魅力和软实力，吸引海内外游客和人才回归却是有很大帮助的。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大型商场都要把书店作为标配，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书店所带来的文化品质和档次，即“声誉资本”。很多人记得爱琴海购物公园，是因为有安藤忠雄设计的光的空间书店。而像日本的金泽、意大利的博洛尼亚，都是用文化推动城市更新的成功案例。历史风貌区的保护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经济发展，但在更大层面上却可以推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它的背街、辅街，都可以靠此发展起来。上海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的左邻右舍，曲弄后街，还有很多没有利用起来的“声誉资本”，在这些地区，创意产业大有可为。

三是要注重高文化动能和有效密度。

在城市更新及治理中，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城市某个区域合适的密度应该是多少？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有效密度和合适的容积率。对标同类型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容积率仍有提升的空间。细化城市分类管理，不同的地区应有不同的容积率标准。有多少是不能动的历史文化遗存，有多少是可以功能转换的历史建筑，有多少是仍可以向上或者向下改造的，甚至必须改造的存量空间，我们需要盘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即便是历史风貌区，一些角落里也有可以利用的空间。仔细去实地看看，仍有许多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好好利用，甚至闲置的建筑和土地。很多时候，看似缺土地，但其实不是缺土地而是缺项目，有了好项目土地总能挤出来。而吸引好的项目，需要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氛围，这就离不开文化和有文化活力的市民。加拿大著名学者雅各布斯认为，大都市应该提供人们只有在旅行中才能得到的东西。那就是新奇，因为新奇会导致提问，并且打破已有的观念。他认为，城市多样性体现的正是有序复杂性。

高密度的文化动能可以带动科创、文创等高端产业的发展，形成有效的产业集聚区。一个1.5公里以上，包含了历史文化遗存、注重城市空间景观、街道街段设计、多样性内涵，产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合乎比例、日间和夜间人流合乎比例，具有有效密度、有序复杂性的混合型街区可以用高文化动能极大地催生和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推动整个城市核心区域乃至都市圈的经济发展。

四是要不断深化突破保护城市遗存的理念。

城市空间的改造，无论是叫做“城市更新”还是“城市复兴”，“再城市化”还是“有机成长”“有机缝合”，或者日本所提的“都市再开发”“地域保全”“景观保全”，港澳地区所提的“文物保育”等，都只是不同阶段的不同理解。中国特色的“城市更新”在丰富实践中有了许多不同于该词初义的内涵。有专家指出，在保护形态方面，我们还要进一步打破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壁垒。从重视“物质要素”的文化遗产保护，向同时重视由“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结合而成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在着力保护文化遗产物质载体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发掘和保存其蕴含的精神价值、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探索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的科学方式和有效途径。这也正是建筑可阅读的涵义之所在。建筑并不是水泥砖块的堆砌，而是一个承载着记忆的生命体，人们认识建筑的过程，就是赋予它全新内涵的过程。

近来，“上海马路”写作热的兴起，市民自发形成的社区故事挖掘，各区域“建筑可阅读”类丛书的陆续出版，正是这一方面的体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不可能所有历史建筑都保留下来，但城市历史文化记忆可以用口述实录、多媒体等方式记录下来，在拆迁旧址，竖一块小石碑、挂一块小木牌，铭牌上加二维码，扫描阅读相关历史故事，都是通过数字技术联结过去的有效方式。遗产资源可以转化为高价值的文化资产，社科院文学所编辑的上海文化发展蓝皮书将此概括为：通过“理解（挖掘遗产所蕴含的文化密码）—对话（从时代的高度解读遗产的现代意义）—复原（用现代艺术形态展示遗产的魅力）—赋能（以先进科技赋予遗产以强烈的感染力）”环环相扣，可以形成高效的文化创新链，激发城市的创新活力，推动城市的持续创新。

一位诗人曾说过，文明的价值就在于让生活方式更加复杂。若问生活有价值否，唯一答案就是你是否拥有足够的生活。一个多样性的城市可以让人拥有足够的生活，通过复杂的生活方式走向现代文明。而城市更新就是要向人民提供这样一座城市。